【内容提要】增收烟草税是一项国际公认的最有效的控烟策略。为了解公众对增收烟草税的态度，“中国香烟税研究”课题组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吸烟的危害认知程度高，对以增收烟草税的手段控烟十分支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吸烟是典型的存在“负外部性”的行为，其造成的外部成本并没有反映在价格中。中国香烟价格偏低是香烟消费量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提高烟草消费税是将吸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必要手段，是消除烟害、保护人民健康的有利措施。积极采取包括增收烟草税在内的一系列控烟措施，将中国由一个烟草消费大国转向一个积极控烟的大国，是政府应该积极履行的承诺。 

    中国既是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严重受害第一大国。中国拥有占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烟民；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达100万人，是空气污染引起死亡的3倍，是艾滋病引起死亡的30倍，吸烟对公众健康已造成严重危害。

    控制吸烟、保护国民健康不仅成为全球共识，还成为全球行动。2008年WHO发布《全球烟草流行报告（MPOWER）》，提出了控制烟草流行的六项主要策略：对吸烟和控烟措施的情况进行监测；保护人们不受吸烟的危害；为希望戒烟的人提供帮助；对烟草的危害进行警告；加强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等行为的禁止力度；提高烟草（消费）税。其中最后一项提高烟草税被认为是一项最为有效的控烟策略，尤其是对于抑制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吸烟的效果最好。目前我国烟草总税率约为零售价格的40%，远低于国际上平均的烟草税率 (65%-70%)，在提高烟草税方面有较大的操作空间。为此，“中国香烟税研究”课题组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于2009年5月就增收烟草税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希望调查的结果能够为政府有关部门出台烟草税调整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本次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的形式进行，应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结合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全国六大区18个城市的3090个家庭户进行问卷调查。每个家庭户访问一名成员，实际回收有效问卷3066份，样本有效回收率为99.2%。被访者中，城市居民占63.5%，县城和农村居民占36.5%；烟民（现在吸烟者）占23.8%。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的分布情况来看，样本分布覆盖面广、结构比较合理，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询问被访者对目前我国烟草消费状况及危害程度的认知和了解情况；第二，询问被访者对提高烟草税的意见和看法；第三，了解提高烟草税后烟民吸烟量和吸烟档次的变化；第四，了解被访者吸烟情况、收入、职业等一些个人信息。现将调查的主要结果介绍如下。 

    一、公众对我国烟草消费状况及危害程度的认知度高

    居民对我国烟草生产和消费量居世界之首的情况有一定了解。中国是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烟民在中国。本次调查显示，居民对这一状况的知晓率为52.4%。分人群看，烟民的知晓率高于非烟民；城市居民的知晓率高于农村居民。

   绝大多数居民认为吸烟对公众健康已造成严重危害。97.2%的居民认为吸烟已不同程度地危害到公众健康。其中，认为“非常严重”的为54.8%，“比较严重”的为31.5%， “一般”的为10.9%。相对烟民，非烟民对吸烟的危害性更为敏感，97.9%的非烟民认为吸烟危害公众健康已成为严重问题，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

    绝大多数居民认为青少年吸烟是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我国青少年烟民已高达500万。吸烟群体的日趋扩大化、低龄化已成为我国急需遏制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94.0%的居民认为青少年吸烟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其中，认为“非常严重”的占45.3%，“比较严重”的为35.0%， “一般”的为13.7%。同样的，非烟民对于青年少吸烟问题看的更严重。这应当引起国务院和教育部的高度关注，严禁在各类学校吸烟。

    超过九成的非烟民受过二手烟危害。调查结果显示，91.7%的非烟民在家庭、工作场所或公共场所遭受过二手烟危害。其中，“经常”受二手烟危害的占52.6%，“偶尔”受危害的为39.1%。

    总的来看，公众对中国的吸烟形势有一定的了解，并能够充分认识吸烟对健康危害的严重程度。此外，绝大多数人认为青少年吸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说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公共卫生宣传的强化，“吸烟危害健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也为国家采取控烟相关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公众对增收烟草税的支持程度高

    本次调查显示，超过八成半的居民支持提高烟草税，并高于美国公众支持率。其中，表示“非常支持”的占65.5%，“比较支持”的为20.1%。明确持反对意见的仅为7.2%。烟民对提高烟草税的支持率也在80%以上，也即每10个烟民中就有8个支持提税。美国2002到2007年之间各州进行的近60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提高烟草税的支持率在71-79%之间。

    非烟民更支持增收烟草税。非烟民支持增收烟草税的比例达87.1%，高出烟民6.6个百分点。进一步看，非烟民对增收烟草税“非常支持”的比例为67.9%，高出烟民同一比例10.1个百分点。与此相反，烟民反对增收烟草税的人数比例高出非烟民3.6个百分点（见表1）。

表1  各类人群对增收烟草税的支持与反对比例（％）

 

     高文化程度居民对增收烟草税更为支持。具有大学/大专文化程度的居民最支持增收烟草税，支持率达87.7%；其次是高中/职高文化程度居民，支持率为86.4%；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支持率最低，仅为79.5%。

    城市居民更支持增收烟草税。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支持增收烟草税的比例达86.5%，高出农村居民2.7个百分点。进一步看，城市居民对增收烟草税“非常支持”的比例为66.8%，高出农村居民同一比例3.5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农村居民反对增收烟草税的人数比例高出城市居民3.2个百分点。

    绝大多数居民支持将增收的烟草税用于扩大医疗保障和控烟、防烟方面。调查收集了居民对增收烟草税用途的意见，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居民支持将增收的烟草税用于“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并为支付不起大额医疗费用的家庭提供医疗救助”和“加强控烟宣传教育，尤其是防止青少年吸烟”等方面，支持率分别高达92.4%和88.8%；支持“用于专门研究和治疗吸烟引起的疾病”的比例为77.0%；支持“用于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振兴等”的居民占63.6%。而支持“用于一般性政府支出”的居民很少，仅为24.5%（见图1）。总的来看，无论是非烟民还是烟民，都倾向于支持政府通过增收烟草税来达到控烟的目的。  

    三、烟草税的增收将有效抑制吸烟

   本次调查中，烟民（现在吸烟者）约占23.8%，总计730余人。调查询问了烟民对不同提税方案的反应，主要是看税收这一经济手段能否达到控制吸烟的目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增收烟草税后每包香烟价格增加6角钱，将有17.9%的烟民可能戒烟；如果香烟价格增加2元钱，则有22.9%的烟民可能戒烟。烟草税的增收更促使农村烟民戒烟。

    增收的税越高，对抽烟量的抑制作用越强。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增收烟草税后每包香烟价格增加6角钱，则有54.5%的烟民表示将戒烟或减少吸烟量；如果香烟价格增加2元钱，则有73.3%的烟民有同样的意向；如果香烟价格增加10元钱及以上，则有88.6%的烟民表示将戒烟或减少吸烟量。   

    日均抽烟量非常少和非常多的烟民对香烟提价更不敏感。这可能是因为吸烟量少的烟民因为在烟上花费不多，提价不会对其支出造成显著影响；而吸烟量非常多的烟民烟瘾太强，不容易因提价而减少吸烟量。针对烟瘾极大的这部分人，在提税控烟的同时，需要用医学、心理学的手段帮助其戒除烟瘾。

    增税对抽较低档次香烟的烟民影响较大。根据交叉数据得知，香烟价格的提高对抽15元以下香烟的烟民影响较大，这类烟民表示减少抽烟量的比例明显高于抽15元以上的烟民。抽较低档次香烟的大多是低收入人群和青少年，这印证了增收烟草税的国际经验，即利用税收手段控烟对减少低收入人群和青少年吸烟更为有效。

    烟草税的增收使一部分烟民转抽更低档次的香烟。调查表明，如果增收烟草税后每包香烟价格增加6角钱，则有10.5%的烟民表示将转吸更低档香烟；如果每包香烟价格增加2元钱，吸更低档烟的烟民比例增加到17.3%。这说明不同档次的香烟消费存在着“替代效应”，而这一“替代效应”在农村烟民身上反映更明显，在香烟价格同样的增幅下，选择转吸更低档次烟的农村烟民的比例皆高于城市居民。同样的问题，在2004年台湾的一项针对15岁以上的吸烟者的电话调查中显示，12.1%的吸烟者表示增收香烟税香烟价格增加后他们会转吸更便宜的香烟。 本次调查的结果与台湾该项调查的结果基本相当。从总体来看，选择用低档烟替代的人群比例并不高，而且其中一部分人将同时减少吸烟量，因此，对总体的控烟效果影响不大。  

     四、结论与建议：提税是将烟草消费外部成本内部化的重要手段

    本次调查表明，目前公众对吸烟的危害认知程度高，对控烟的要求迫切。增收烟草税作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有效控烟手段，不仅是有效的，而且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人口受烟害最深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吸烟会导致多种疾病，不仅威胁到吸烟者的健康，而且威胁到被动吸烟者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健康损失和疾病负担。研究预计，如果烟草流行的趋势不改变，2025年我国与烟草使用相关的死亡会达到200万，2050年增至300万，在吸烟者中将有1/3甚至一半的人会因吸烟而死亡，吸烟者的人均预期寿命要比总人群的期望寿命平均缩短15年。2005年我国吸烟导致的疾病直接成本是1665亿元；间接成本，包括误工损失、被动吸烟、火灾、环境污染等为866-1205亿元，因吸烟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估计高达2526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比重的1.4%,超过了当年烟草全行业上缴国家的工商税利总和为2400亿元，即吸烟造成的社会成本超出其创造的经济价值。

    吸烟相关支出造成了还造成了大量低收入家庭陷入贫困。1998年，吸烟造成的疾病医疗支出和购买卷烟的消费支出使3050万城镇居民和2370万农村居民陷入贫困。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吸烟是典型的存在“负外部性”的行为，其造成的外部成本并没有反映在价格中。2005年中国的名义卷烟零售价格是4.5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价格仅为1990年的2.1倍，而期间人均收入水平实际提高了4倍。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香烟价格水平非常低。根据WHO的数据，2006年中国香烟的平均价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92美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为3.25美元，发达国家如美国为3.89美元，英国为8.68美元。我国人均卷烟消费量持续增加，重要原因就是卷烟实际价格偏低，消费者对卷烟的购买能力增强所导致。卷烟的实际价格低是现行卷烟税率偏低和烟草专卖体制的价格管制所造成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吸烟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调整烟草税并改革卷烟价格体系，使得卷烟消费的外部成本能够反映到价格上。而提高烟草税是政府可以使用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中国目前的烟草税率与控烟先进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具有很大的烟草提税空间，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烟草税，将卷烟消费的健康损失内部化，达到控制吸烟、保护人民健康的目的。从税收手段的调节作用来看，提税事实上是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向吸烟这样的不良行为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具有纠正信息不对称、传播健康理念的作用，也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品”。

     由于民众对烟害的深恶痛绝，增税顺乎民意的。在国内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下滑，正是增收烟草税的极好时机，不仅旨在控烟，而且还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一举两得，是一项较优的政策选择。当然，提税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在于控烟。

    作为一个长期深受烟草危害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具有“以人为本”的重大使命，即将13亿人民的健康摆在第一位，做出公开的政治承诺，积极采取包括增收烟草税在内的一系列控烟措施，由一个烟草消费最大国转向一个最积极控烟的大国。